Author: healthy
Date: 10/12/2017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是越来越大了。** 这不，中国政府对伪气功大师王林的调查也开始进入国际媒体的视野。这并非绝无仅有。实际上，早几年的“养生大师”张悟本，以及让马云等人大肆推崇的李一道长，都被国际主流媒体报道过。只不过，报道的时机往往是这些大师涉嫌犯罪被捕，或是在主流媒体批判下颜面扫地之时。 层出不穷的“大师”不由得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能让他们如此活力无穷？何以当中国已经发展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还有那么多盲从盲信者对“大师”顶礼膜拜？ ** ** **国民科学素质欠佳，不是主要原因** 有人将这些伪科学大师在中国的出现，归咎为中国国民科学素质欠佳。的确，中国国民整体科学素质确实欠佳，但将此作为伪科学现象横流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却有失妥当。 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依据国际可比标准设计并组织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公民中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仍然只有3.27%。但对比一下历史上的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的公民科学素养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和欧盟（1992年5%）等主要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时水平相当。而即便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们在西方国家也没有看到这么多层出不穷的“伪科学大师”。另一方面，中国不光“大师”多，伪科学流言也层出不穷，诸如香蕉致癌、微波炉辐射致病、转基因食品让人绝育等，不一而足。这些流言并不仅仅被老百姓拿来聊聊天或者在微博上耸人听闻一把，还登上正规媒体的版面，包括某些发行量极大、隶属于权威党报的媒体。 仅仅用科学素质低这一点很难解释这些精英媒体也被蒙蔽的现象。因为虽然记者可以犯一些科学常识方面的错误，但新闻信息、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本来应该存在多重纠错机制。这么多层纠错机制同时失灵，让那些“香蕉致癌”、“绿豆治病”等错误信息招摇过市，这里面就不仅仅是国民科学素质的问题了。 **实际上，科学素质缺失，只是中国社会在科技相关信息流通中所体现出来的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一个环节。** 信息良币是如何发布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当代中国伪科学的流言四起、大师遍地呢？信息劣币又是如何驱逐良币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重要的科学、健康信息在西方国家是如何传播的。 在信息发布的源头，主流科学界基本上遵循着“no paper, no news”的原则，也就是说，值得引起公众关注的科学信息，如果不首先在主流科学期刊上以论文形式发表，是不会拿来与媒体交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论文在主流期刊上的发表往往要经过同行评议。论文的发表往往代表着其研究内容被同行所认可。 而在论文发表后，有种种政策和机制鼓励西方科学家将成果与公众交流或者向媒体发布。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就规定，1%—5%的科研项目经费需要用于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科学传播活动。在这些制度的支持下，西方科学家会将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写成相对通俗易懂的新闻稿供媒体使用。而这样的新闻稿到了媒体那里，也并非万事大吉。媒体记者不仅仅要对科学新闻的语言表述进行再次编辑，还要请同领域的其他科学家对研究内容做出评价，确保准确性。 **但媒体要求发稿时效性该怎么办？**西方科学界与科学传播界在多年磨合后，建立了限时禁发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限时禁发（Embargo）指的是学界会事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给注册记者以供学习和请同行评议，但媒体不能在论文发表前报道。这一制度解决了新闻时效性与**科学知识生产周期之间的矛盾。** 在媒体记者按照上述程序完成稿件后，往往还会有非常资深的科学编辑负责把关。如果碰到像“香蕉致癌”这种“重大”问题，媒体通常会请教经常联系的科学家，确保刊登出来的内容的正确性。 上述的科学信息传播机制并不仅限于主动信息发布。当一些并非来自主流科学界的科学性内容确实事关重大、吸引眼球，让媒体不得不报道时，媒体往往要寻求主流科学界的看法，同时在报道中也会明确强调，这些信息并未经过同行评议研究的检验。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媒体、科学界以及行业协会，都按照证据支持、同行评议和声音多元化的原则，在向公众发布重要信息的同时，也避免这些信息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劣币信息驱逐良币** 相比之下，中国缺乏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确保信息合理、准确但同时又能反应多元声音的信息流动机制。恰恰相反，我们的整套体系都在促使着恶劣信息驱逐有价值信息。在此过程中，国民科学素质虽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 检讨西方信息传播机制，我们发现，政府、科学界、媒体、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产业界，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信息生产者，按照基于证据、言责自负、同行评议和观点多元化的游戏规则传播信息。对于积极的信息，这一体制会形成层层背书，不断强化传播效力和信息的权威性；而对于劣质信息，虽然不能杜绝其产生——我们在电影《蜘蛛侠》中看到的邪恶科学家，现实中也有可能会存在——但在这一体制下，劣质信息或不确切的信息可能被层层过滤，其在社会上的流传也会被多重“设防”。 经过这等过滤，一些流言还能对政策的改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上面说的“苹果汁砷含量超过了饮用水标准”，既督促了FDA会同有关科研机构商谈是否需要制定苹果汁砷含量标准，也能提醒公众消费苹果汁时多一个心眼儿，而且还没有造成举国“谈苹果汁色变”的局面。 再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首先，在信息发布的起点，作为信息生产、供给者的科学界，既缺乏面向公众和媒体沟通的动力与激励，也缺少足够的独立性。媒体抽样研究表明，中国科技类新闻信息的供给者，多年来一直是政府一支独大，科学界自主发布信息少之又少。 中国科学界不仅缺乏始发信息的动力，在应对重大科技、健康与环境事件时，绝大多数时候还都给人以附和政府的形象。中国的政府部门固然社会动员力量极为强大，但以来长期缺乏信息透明的传统和对信息封闭的约束，政府官员又并非全知全能，难以在第一时间意识到需要动员各界力量扼杀信息劣币，再来宣传官员们要把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确保政治方向的宣传运动上，哪有闲工夫去搭理不过是让升斗小民们多吃点绿豆的养生谬见？ 那么作为另一个环节的媒体表现如何呢？在基于（论文）证据、多方评议原则的缺失让媒体确保信息准确的能力严重受限的同时，中国官民对立的分化也同样影响了媒体的传播效果。党报媒体虽然在报道信息劣币时往往不会“乱来”，但其在市场上的声音已经非常弱小，它们受命驳斥不良信息时也往往会受困于公众的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很多市场化媒体在把握和消费官民对立情绪的同时，也在恣意挥霍着这种情绪，把一些体现政府管理失误的案例放大数倍，把源于制度惰性的透明度低解读为官员和专家串通一气故意隐瞒。如果说，在一些政治路线或者社会敏感事件上，媒体尚不能尽情消费官民对立的情绪，在事关科技、环境、健康等“边缘”领域，驳斥政府和专家们“真实的谎言”，则往往会带来一片叫好声。 **构建良性循环的信息传播体制**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信息发布体制，其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要改造也并非一日可就。改造的核心，还在于形成畅通的正面信息发布机制，通过信息生产各环节的自律，形成劣质信息的审核机制。 **了解更多,欢迎关注Shopeach公众号（shopeach）以及Shopeach微博（shopeach）。**